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是全国第一个建制省的红色政权，探索了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执政方案，为中央苏区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有巨大的传承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湖南省苏维埃政权的创建、探索中，其先后两次入驻浏阳，赢得了浏阳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充分展现着浏阳人民的使命与担当。

一、两次入驻：省苏维埃政府辗转浏阳的历史考证

1.第一次入驻浏阳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城。7月29日，在中共红三军团前委和中共湘鄂赣特委的共同主持下，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选举李立三、何长工、王首道、彭德怀、杨幼麟、李宗白、赖汝樵、胡筠（女）等13人为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李立三为省苏政府主席（未到职），由王首道代理主席。7月30日，在长沙市黄兴路湖南省商会内，正式组建全国第一个建制省的省级苏维埃政权———湖南省苏维埃政府。8月2日，长沙80多个群众团体的10万多人冒雨隆重集会，庆祝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8月5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纠集优势兵力反攻长沙。在敌我兵力悬殊的不利情况下，红三军团有序撤离长沙，向浏阳、平江苏区转移。撤退途中，在浏阳地方红军配合下，于8月7日攻占浏阳县城。新生的湖南省苏政府机关随军转移，一路迁移至长沙县、浏阳县上东区东门镇、平江县长寿街、大口塅、江西省修水县上衫等地。其中，在浏阳县东门镇（时为浏阳县苏维埃政府下属的第四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停留的十多天时间里，省苏机关驻扎在东门近郊的锦绶堂。省苏副主席、后来的代主席，湖南湘乡籍的杨幼麟很看好锦绶堂，这里房间多达108间，就算几百人住进来也不觉得拥挤。在征得省苏政府其他委员的同意后，大家一致决定：待苏区形势稳定后，湖南省苏政府将搬来锦绶堂，将它作为省苏的长期办公地点。

2.第二次入驻浏阳

1930年8月中旬，随红三军团从长沙撤退的湖南省苏政府，在浏阳东门锦绶堂驻扎十多天之后，迁到紧邻的平江县办公，然后于同年冬天迁驻江西省修水县上衫。1931年3月初，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从平江开赴浏阳东门，正式进驻东门近郊大溪河畔漾水湾的锦绶堂。同时进驻的还有共青团湖南省委、中共湘东特委、湖南省总工会、省反帝大同盟、省红军后方医院等机关。

1931年7月5日—15日，中共湘鄂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楚东山大屋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共湘鄂赣省委，并决议要在同年9月—10月召开湘鄂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成立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党代会后，湖南省苏政府奉湘鄂赣省委之命，派省苏机关党支部书记余考三同志为湘鄂赣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筹备处主任，具体筹办湘鄂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1931年9月23日—10月5日，湘鄂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平江长寿街召开。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湖南省苏政府于会后撤并于新的湘鄂赣省苏政府。1931年10月初，湖南省苏政府撤出驻扎了七个多月的浏阳锦绶堂，所有机关人员有序转移至湘鄂赣省苏政府的驻地——江西万载县小源乡（今改称仙源乡）。实际上，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从产生之日起，便担负着湘鄂赣苏区20多个县的首府使命，它应该是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的前身。而浏阳县责无旁贷地成为了湘鄂赣省苏区的首府驻地，浏阳大围山下的东门锦绶堂，便是首府机关驻扎最久的办公地点。

二、历史选择：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选址浏阳的因素考量

1.地理因素。浏阳县域位于湘东，与江西省的铜鼓、万载、宜春、萍乡及本省的醴陵、株洲、长沙、平江等八县市依次为邻。县境地处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北段，与处于同一山脉南段的井冈山南北对应，属九岭连云山丘区。全县山地主要分为三大部分：北为九岭山支脉连云山，东北为大围山，东南为九岭山向西南延伸的余脉。在总兵力敌强我弱的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作为湘赣边境大县，浏阳这种三山对峙、丘壑纵横、迴旋余地广大的地形地貌易守难攻，正是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拓展红色苏区的理想之地。

2.政治因素。马日事变后，中共浏阳县委组织了“十万农军”（实为4万多人）扑城，攻进了长沙城边沿的韭菜园、小吴门一带，由于多种原因最后失利，但将湖南的工农运动推向了顶峰，也开启了湖南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在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的指导下，中共浏阳县委领导反“清剿”和“三抗（抗捐、抗债、抗税）”斗争，先后恢复21个区委。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白沙、东门战斗，播撒了革命火种，激发了当地人民革命热情。至1928年春，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和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浏阳全县增至24个区委，并取得了蒿山暴动、张家坊暴动等10多次暴动的胜利，成功组建了浏东游击队、浏西游击队等7支武装队伍，1930年取得了“红五月总暴动”的胜利，使得包括浏阳县城在内的全县80%以上的区域都变成了苏维埃红色根据地，为湖南省苏维埃的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3.经济因素。浏阳自建县以来一直是综合性农业经济区，粮食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另外，林业用地占全县总面积的七成左右，森林资源丰富。清末民初以来，全县已初步探明可供开发的金、银、铜、铁、铅、锌、钨、锑、磷、煤等矿物20余种。良好的农业、产业基础有利于苏区突破经济封锁，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

4.人文因素。浏阳历史悠久，易雄、谭嗣同等历史人物都以敢于担当而著称。千百年来，这种精神被不断传承，逐渐发展成为勇立潮头、敢于反抗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浏阳精神。在民国14年（公元1925年），先涝后旱，饥荒严重，谷价暴涨，农民到长沙机米厂买米糠充饥。当时，剥削阶级直接或间接占有全县57%左右的土地，人均10亩多；而贫雇农只占有全县12%左右的土地，人均仅0.3亩（其余31%的土地大都为祠堂、庙宇、学校等的“公田”，实际上也掌握在地主豪绅的手里）。高额地租、廉价雇佣和高利贷等的压榨，加上国民党政府对穷苦人民的政治压迫，全县劳苦大众被迫颠沛流离、卖儿鬻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多灾多难的历史长河中，敢为人先的浏阳人民抗暴图存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

三、交相辉映：浏阳为湖南省苏维埃政权的配套建设

1.夯实政治组织。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苏维埃运动的深入开展，到1930年春，全县24个区和321个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经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批准，1930年4月12日，浏阳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东乡七宝山豆田狮山庙召开，到会代表180人，会期两天。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由张启龙、李贞（女）、黄仁等22人组成的第一届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张启龙为主席，黄仁为副主席。首届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裁判、财政、妇女、文化等五个部。随后，普遍恢复和开展群众组织活动。浏阳健全的苏维埃组织体系为省级苏维埃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开展土地革命。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县委应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将开展土地分配作为最主要的工作来抓。全县各乡苏政府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乡苏主席兼主任，当地老农为委员，下设调查登记组、宣传鼓动组、土地分配组。由于当时尚未制订统一的土地法规，省苏政府于1930年7月才颁布《暂行土地法》，浏阳土地分配进行较早的地方，大都根据外地做法和自行制订的方法，一般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至1930年4月—5月，全县共有129个乡40多万人口普遍完成了土地分配，乡苏维埃政府还给每个农户颁发了《土地使用证》。对于地主豪绅把持的祠庙等地方公益用地，则采取公收公用的办法，收取为区、乡苏维埃政府专管公用地，组建雇工合作农场，其收益作为地方公益事业开支。

3.宣传革命理论。加强苏区报刊的與论宣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罪行，歌颂苏区反“清剿”斗争成果，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浏阳县委早在1929年11月就主办了每期印发5000份的机关刊物《新浏阳》，辟有“论坛”“政治消息”“文艺补白”等栏目，深受广大读者欢迎。1930年9月，又由县苏政府文化委员会创办了石印小报《暴动周刊》，发至各乡苏政府和赤卫武装。1930年年底，在周刊停办后，县苏政府又创办了石印的政府机关报《前进报》，不久后改版为《斗争先锋》。这些报刊的创办，对推动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舆论导向作用。同时，为克服封锁中苏区文书、宣传报刊和文化课本所造成的手工抄写或油印的慢速、质差，1930年5月，县苏政府在永和镇没收了一部石印机，在高坪乡大溪源村成立县苏政府石印局，招请技师、工匠40余人，专职印刷县委、县苏的文件、报刊、工农兵银行纸币和学生课本。1931年初，敌人进犯高坪，石印局迁往小河严坪。不久，县委又在该地成立了列宁图书馆，接收了省苏政府下拨的大量图书，并将石印局并入该馆，属县委直接领导。该馆在传播马列主义、借阅革命书刊的同时，负责苏区各类文书的上传下达及民间发行工作，为苏区军民反封锁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4.保障军事战备。一是创办兵工厂，解决红军急需的枪支弹药问题。在省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下，县委、县苏政府在东乡桃坪马家场创办了湘鄂赣红军兵工厂，属湘鄂赣省军区和浏阳县苏政府军事部双重领导。当时，全厂有技师和工匠60名，分设翻砂、烘炉、枪械、制药、子弹、木工、木炭、保管、接洽等9个处，能修理各种枪械，并能制造迫击炮、驳壳枪、手榴弹等，还能制造出一种射程两华里，可攻打敌人碉堡的大炮。二是创办红军后方医院，解决缺医少药问题。在红一方面军后方委员会指导下，县委、县苏政府在东乡永和成立了浏阳后方委员会，下辖第三、第四两所红军医院。第三医院驻张坊肖家塅范家祠堂，第四医院驻官渡观音塘。医院主要收治红军伤病员，也为当地苏区群众治病。后因敌人进犯，第四医院并入第三医院，改名为浏阳红军总医院，下辖5个分所，第一至第四分所为伤兵所，第五所为病兵所。每所配医官一名，医生5至6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共救治伤病员3000多人次。三是创办被服厂，解决红军的被褥服装问题。红军部队和地方赤卫队多驻扎在山区，天寒地冻，衣单被薄，急需添置被褥服装。为此，县委、县苏政府发动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先在东乡观音塘创办一个后方被服厂，有工人30多名，缝纫机6部，专为红军缝制军服、军帽，日产20余套。后又在北乡向坪建了一个被服厂，有职工25人。敌人进犯苏区时，两厂分别迁到东乡的张坊和东门，后来两厂再合并为有100多人、14部缝纫机的红十八军缝纫厂。

5.巩固金融秩序。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破坏了苏区的金融秩序，扰乱了货币流通。为巩固苏区金融秩序，搞活苏区经济，县委、县苏政府报请省苏政府批准，于1930年11月在东乡凤溪创办了浏阳县工农兵银行。根据当时市场流通需要，有计划地发行五元、一元、三角、二角、一角纸币，收储工农群众和商号中的余留金钱，低息借贷以扶助苏区合作社和群众发展生产。同时严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省钞、县钞和商票在苏区流通，对伪造钞票者予以严厉惩处。通过整顿，建立并巩固了新的苏区金融秩序。1931年3月，浏阳苏区共发行纸币十万元，由于严格控制住发行量，银行的信用度很高，不仅在苏区通行无阻，连白区群众也喜爱苏区货币。由于国民党当局严禁苏区货币在白区流通，为解决硬通币的问题，1931年8月，县委、县苏政府又报经省苏政府批准，在凤溪小洞的房道吾家建立了浏阳赤色造币厂，配技师和工人20多名，日产银元一百枚左右。该厂后来与万载县苏维埃造币厂合并，成立湘鄂赣造币厂，厂址没在浏阳严坪庙背王家大屋，工人增至50余人，日产银元300多枚。造币厂的创办，对改善和繁荣苏区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6.创办赤色学校。为了提倡平民教育，让广大贫民子弟能上得起学，1930年5月，浏阳县苏政府设立了文化委员会，各区、乡配备了专职文化委员，负责文教事业。各乡苏区利用祠堂、庙宇作校舍，培训或从私塾中挑选一批思想进步的塾师作教师，建立全新的苏区教育体系。当时，苏区学校分赤色学校和列宁学校两种。赤色学校为初小，每乡1至2所。列宁学校为高小，每区设一所，课本均由乡苏政府统一购买和发放。教育宗旨是县苏文化委员会拟定的“培养革命青年，务使学生努力于学识与技能上的讲求，储为革命后起的中坚”。同时实行教育改革，采取教学与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废除打骂教育，提倡尊师重教，加强纪律教育，并开展多种文体活动。由于县、区、乡各级党政和人民群众的重视支持，苏区教育发展很快。据统计，至1931年上半年，仅一年时间，全县苏区已建有列宁学校4所，学生221名；赤色学校116所，学生4237名；女子、孤儿、工农、家庭妇女等专业特殊学校29所，学员638名。

7.踊跃扩红支前。1930年2月—7月，浏阳县委根据毛泽东和湘东特委、湘鄂赣边特委指示，先后从县、区、乡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挑选和输送300多名党员、干部、战士，分别到工农红军和中央苏区，参加巩固和捍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其中著名的有胡耀邦、杨勇等。同年8月，县委根据湘东特委安排，调出本县浏北、浏东、浏南游击队的约一半人、枪，加上县游击总队，联合成立湘东独立师，后陆续改编，最后扩编为红军第八军。其中著名的有王震、熊晃、苏鲁等。红一方面军在浏阳永和成立时，浏阳县委根据毛泽东“补充军实”的指示，又选送一批游击队、赤卫队干部参加了红一方面军。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1931年，浏阳县委、县苏政府先后送出一千多名干部、战士加入主力红军队伍。同时，浏阳县苏政府还应省苏政府的要求，为省苏各机关选送了十多名得力的干部，如担任省苏财政部会计的涂焕升、省苏财政部财产保管科科长的杨孔庄（杨军）等。这说明浏阳在湘鄂赣苏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与地理位置相匹配的带头和促进作用。1951年，曾担任过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在大围山上坚持游击战争的傅秋涛将军，在参观锦绶堂省苏维埃旧址后动情地说：“要是没有老苏区人民的无私支持，我们要把游击战争坚持到1937年是决不可能的。”

百年回眸，薪火赓续。90多年前，红色光芒映照锦绶堂，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最初体现，是红色政权的有益探索实践。只有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从而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90多年后，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我们要发扬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的光荣传统，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者：张安文、罗柱、张宋娇、王菲、罗腊英、孔德亮、王虎、施观兰、徐和初、卢安国

来源：浏阳市融媒体中心 · 浏阳日报

编辑：王琼

审核：龙章平      陈健